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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雷尔教授把它们归纳为三个方面：行政行为的适法性（或者干预基础），形式合法性（包括行政机关的管辖权、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形式），和实体合法性（符合现行法律和法律原则，以及其它合法性要件）。
早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前就有人提出：可以考虑利用现有各地已经建立的行政审批中心，将其改造成享有实质性行政许可权力的、统一办理原由各部门分别办理的经常性行政许可事项的许可实施机构。高层次政府管理的部门多，许可事项差异大，建立统一行使集中许可机关的难度大，但是这并不妨碍在相关性高的领域实行机关间的集中，在相关性低的领域可以实行场地集中或者程序集中等形式，并非一定要求实体权限全部集中。
从理论上看，决定行政许可权力集中行使还是分立行使的要素和原则有以下几点： 第一，特定的专属管辖不宜集中。以某种形式表现的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政府制度的核心[8](P.7)。推行大部制改革，几个行政机关合并，包括行政许可权在内的行政权限都要整合，必然带来行政许可权的集中。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集中的模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行政事务的多变，行政管理方式的调整，都是影响权力行使模式的因素，因此，对于行政许可的集中模式并不必强求一致。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不可能脱离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单兵突进，三者互为条件和结果。
二、我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实践 我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实践与世界范围内一站式公共服务的发展都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表现。既然是行政权力的重新配置，理论上必须首先解决什么权力、多少权力可以集中以及集中后的权力制衡机制。有资料显示，穗积八束当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期间，该大学法学部所聘任的最初的国法学教师——德国籍教授Karl Rathgen（1856-1921年）就曾在其《政治学》课堂的讲义录中，留下了将国体与政体加以区别的说法，为此据长尾龙一判断，此说的渊源或许就是Rathgen。
[12]John Brownlee，Supra note 1. [13]参见（日）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陈玮芬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36。不过，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进而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了三种堕落形态，即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78] 六、结语 综上可见，无论是其所秉持的方法论还是理论构造，也无论是其在学说史上的意义还是命运，日本《明治宪法》初期所创生的以穗积八束为代表的国体宪法学均具有二律背反式的两面性。诚然，其与美浓部宪法学的学术争论实际上也涉及宪法解释学上的政治对立，即涉及神权天皇制的国体主义与英国式议会主义的分歧。
主权者也非绝对的，而是居于法之下。[59]也就是说，美浓部不仅承认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国体，而且也将其纳入国家组织形态的框架中加以把握，这便已经非常接近法政意义的国体论了。
作为亚洲宪法学的先驱形态，穗积八束的国体宪法学不乏卓见，至少在当今亚洲宪法学者之间尚具影响カ的一些宪法学说，均可追溯到它那里。质言之，它们同属宪法解释学的谱系，只是去政治化的理论刻度不同。而在日本学界，由于国体宪法学在理论上的破绽以及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性，其在当今日本学界亦备受针砭，或可谓受到蔑弃。这是涉及国家形态的一种分类理论，即从国家形态之中区分出国体与政体两个具体方面，并明确指出：将国体论与政体论加以混同，此乃时弊之一。
对此，笔者曾尝试作出一些努力，但主要是侧重于从宏观视角把握整个国体概念史的发展脉络，且立足于现代中国的叙事立场，为此对作为国体观念源流的日本国体观委实着墨不多。更重要的是，通过穗积的国体宪法学及其影响，西方的国家类型学在亚洲话语之中得到了发展，从而也有效地调和了西方立宪主义与东方国家自身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将它们熔于一炉。上杉慎吉：《国体宪法と宪政》，有斐阁，大正六年再版発行。这在加藤弘之的国体学说中表现得特別明显。
比如，穗积很早就认识到国家三要素论，指出：国家乃以一定之土地及人民为基础，以独立之主权实行统治之团体。国体宪法学正是这样踩踏了法学理论应有的藩篱，甚至踩踏了法学理论应有的拟制与假设，最终从实事论上的彻底主义直接倒入政治上保守主义的怀抱。
这就使得国体概念的展开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如何通过宪法学对其内涵加以诠释，使之得以体系化和精致化，并付诸具体的运行。[51] 美浓部达吉在这里所主张的，可谓是一种国体概念取消说。
但美浓部学说的这种地位好景不长，穗积的国体宪法学也并没有就此成为绝响。由上观之，穗积的作为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国体概念，透过国家法学与政治神学在其内涵中的野合，形成了这样的特点，即它不仅拥有了清晰的、具有一定可普遍化的法内容，而且将这种内容嵌入先前早已在日本预备好了的那种伦理、文化意义的底座之上，使二者彼此契合，互为一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我正当化的功能。穗积国体学说体系中的第二重二元论式构造是国体与政体的二元论。总之，应该承认，《明治宪法》的国体条款本身就凝结了政治神学意义的国体观，而作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学说，穗积的国体学说不仅没有拂拭这一点，相反，却对此加以完全的因袭。[27]同上注，三十ページ。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有关政体的分类学说当然是不朽的经典。
[74]长尾龙一，见前注[4]，ニ四八ページ。高桥和之：西欧立宪主义はどう理解されたか——穂积八束の场合——，第四回アジアにおける西欧立宪主义の继受と変容研究会（2013年8月23日，中国延边大学法学院）上的发言稿。
[9]泷川政次郎：日本人の国家観念と国体観念，《日本文化研究》第一卷（昭和三十三年），三十七ページ以下。[66]在亚氏的这个分类中，似乎已经蕴含了按谁统治与谁受益这两个略有不同的标准，但问题是谁受益这个标准只是从属于谁统治这个标准的，而不能单独成立。
[55]然而，由于双方的理论水平存在微妙的差距，尤其是国体宪法学中本身就存在着理论上的破绽，而学界与言论界也多倾向于支持美浓部的新说，加之护宪运动已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为此上杉慎吉最终在争论中落败。[72]而如上文所述，加藤弘之则在《国体新论》（1874年）中明确地提出了国体与政体的区分。
[20] 但在《明治宪法》制定之前，真正对《明治宪法》的制定具有较大影响的主流国体观，毋宁是在会泽式国体概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其将国体看成是某种源自于日本自身的历史、传统与习俗之中的结晶，为此认为其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可变更的，并集中体现在天皇身上，属于所谓日本本土的东西。或者干脆持国家法人说的立场，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理解为国家作为法人格的理念上的统一性，从而化解了实定法秩序中的权力分立与主权单一性之间的矛盾。[2]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书店，1961年，二十八ページ以下。笔者认为，上述第一方面是不容否定的，而且确实也是极为重要的，但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我们也有必要对第二方面做出公正的评价。
此书是在西方帝国列強最初到达东亚所产生的第一次民族危机之下问世。从某种意义而言，穗积八束正是将拉班德研究法和历史法学派的取向结合起来，即在理论的形式意义上吸收了拉班德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对已然存在的实定宪法进行精致严密的逻辑建构，即以宪法解释学的样式，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参见戴季陶：《日本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页5以下。显然，这种国体已然有别于上述第一部分法学定义的那个对象。
[13]显然，会泽正志斋的这种论述，カ图完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设计，而国家在精神层面上的那种主体性与一体性，正是他所阐明的国体学说的核心内涵。他针对穗积八束的国体政体二元论，提出了截然相对的政体一元论。
而政体则指主权的行使方式，区分为专制政体或立宪政体。据部分学者的看法，它又可分为Staatsform im engeren Sinne （狭义的国家形态）与Regierungsform （政治形态）。它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西方的国家类型学在亚洲话语中的发展，也为近代东方国家在面临西方列强冲击的历史处境中安排了君主立宪主义的出路，但方法上的不彻底性与理论上的破绽，亦使其成为极端保守乃至反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婢女，并由此受到日本学界的批判与蔑弃。而穗积八束不满足于主权归属于国家的主张，进而追究主权到底归属于国家之中的何人之手，从而在国家法学中引出了国体的概念。
就日本而论，以神圣不可侵之皇位为主权之所在，此乃君主国体，而以民众为主权之本位，此乃民主国体。日本的有关研究尚可参见长尾龙一：穂积宪法学雑记，《法哲学年报》，1969年号（1970年）。
本来，在近代德国国法学者之间，这种矛盾或者通过主权（或统治权）概念的抽象化、理念化来解决，即认为国家活动即使独立于君主的自然意志，[44]在名义上也是归属于君主的，为此将君临而不统治也作为君主主权的一种形态。[62]古川纯，见前注[32]，九十五ページ。
这可以作为理解穗积八束国体学说的一个起点，其主要认为国家乃权力团体，社会乃平等团体。丸山真男，见前注[2]，三十三ページ以下。